欢迎您登录科学中国人官方网站!!
新浪微博|网站地图|联系我们
磁浮人生

来源:  发布时间:2026-11-18

——记同济大学国家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黄靖宇

杨 戈 

  

  2003年的上海,龙阳路站台。风从东海方向吹来,带着湿润的咸味。一列银白色的列车无声滑入视野,没有轮轨摩擦的轰鸣,只有电磁场轻微的嗡嗡声。它静止时像一条蛰伏的巨鲸,启动后却瞬间化作一道闪电。30公里的路程,用时7分20秒,时速表上的指针稳稳停在430公里。

  作为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技术助理兼科研部主任,黄靖宇那一年才34岁,他深度参与到这条世界上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高速磁浮示范线的技术突破和工程建设之中。这条线路的通车,对他而言,远远不是终点,而是一场漫长战役的序章。

  从2001年初次步入磁悬浮工程领域,到2026年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潮头,二十五载光阴,黄靖宇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磁浮事业的起伏完全重合。他主持和参与了从“十五”到“十四五”期间,以及“十五五”规划中几乎所有国家级磁浮重大科研项目,足迹覆盖高速与中低速两大领域。

  从渴望挑战“超级工程”的热血青年,到身经百战的资深专家。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从实验室的模型到工程化的巨龙,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黄靖宇用20多年的时间,将中国磁浮技术一步步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是一段关于速度、智慧、浮沉与坚守的故事,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时代剪影。

 

梦想

  黄靖宇出生于一个铁路家庭,从小在铁道边长大。父亲是一名铁路工程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少的黄靖宇。小时候,他经常来到铁道旁玩耍,看着一列列火车呼啸而过,听着车轮与铁轨碰撞的轰鸣,以及远方的鸣笛,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交响乐。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尚在艰难的起步阶段,高铁的身影远未出现,磁浮技术更是停留在国际前沿的探索层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都是遥远而陌生的概念。

  1989年,黄靖宇从上海铁道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同济大学,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博士期间,他师从沈祖炎教授(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结构工程。“沈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他帮助我在力学和数学上打下了极其扎实的基础。”黄靖宇的回忆充满了感恩。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些看似枯燥的力学推导,日后会成为破解磁浮轨道世界级难题的钥匙。

  博士毕业后,黄靖宇原本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像许多同学一样去海外留学,继续深造;也可以留校任教,那是当年许多人羡慕的安稳路径。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原国家人事部在上海试点“重大工程与高校联合培养博士后”,沈祖炎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的总指挥朱志豪,成为黄靖宇的联合培养导师。就这样,在博士后期间,除了作为同济大学副研究员外,黄靖宇又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被任命为重大工程总工程师助理。“我可以到现场参加重大工程的建设,接触各种技术疑难,参加各类技术会议,并与现场工程师共同开展核心技术和工程疑难问题的攻关。”说起那段经历,黄靖宇至今感念——从实验室走向工程现场,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他得以将在同济学到的理论知识,真正运用到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

  3年间,黄靖宇先后参与了上海徐浦大桥、汕头礐石大桥、海口世纪大桥的建设,从一名学术型研究者,渐渐成长为懂得如何用理论解决实际工程难题的工程师,在重大工程一线的磨炼,锻炼了他对技术本质的洞察能力,以及将科技创新向工程创新转化的能力。在建设过程中,他主动扎根现场,每天泡在工地,查阅资料、参加技术会议、攻克工程难题,从老一辈工程师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工程经验,也锤炼了他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对技术的洞察力。“那段时光虽然辛苦,但收获极大。”黄靖宇回忆道,“桥梁建设中的每一个技术难点,都是对我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考验,也让我明白,科研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国家建设。”

  彼时,黄靖宇在桥梁工程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一名颇具实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博士后出站后即被任命为企业的副总工程师。像他这样崭露头角、被学术界和工程界共同认可的年轻人,通常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稳定下来,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但比起常人眼中的“按部就班”和“稳步上升”,黄靖宇更在乎自己接受挑战的难度等级:“我一直想寻找一个难度更高、更具挑战性的超级工程,一个能让我充分发挥平生所学、实现人生价值的领域。”

  命运的安排往往充满了戏剧性。2000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中国决定引进德国高速磁浮技术,建设上海高速磁浮示范线,这将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高速磁浮示范线,也是中国高速磁浮技术发展的起点。这项工程所蕴含的科技含量与挑战难度正好契合黄靖宇对“超级工程”的预想。这不仅是一条铁路的延伸,更是一场关于速度、关于未来交通形态的革命性实验。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在桥梁领域的成就,投身于磁浮技术研究这一全新的赛道。此时的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份选择将伴随他一生,也将让他成为中国磁浮技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他的科研人生,也将与中国磁浮技术的发展紧密绑定,共同开启一段波澜壮阔的时代征程。

 

标杆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往往比想象中更为深邃。2001年被任命为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技术助理、科研部主任的黄靖宇,当时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项技术的引进,更是一场在“无人区”里的艰难跋涉。德国人带来的Transrapid TR08系统,虽然代表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高水平,但那仅仅是在埃姆斯兰试验线上跑过的“试验产品”,从未经历过真正商业化运营的考验。更棘手的是,这项技术是建立在德国坚实的地质条件和成熟的工业基础之上的,而在上海,这片由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软土地基,仿佛天生就是高精度轨道的“克星”。

  最大的拦路虎出现在轨道梁的选择上。德方最初坚持推荐使用全钢结构轨道梁,理由是其稳定性好、变形小。但在中方团队看来,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首先是造价高昂,在那个钢材稀缺的年代,全钢轨道的成本将是天文数字;其次是制造工艺的封锁,德国方面指出钢结构轨道需要利用六轴联动的数控铣床进行自动化加工,而这种高端装备,当时是不卖给中国的。而且,德国专家推荐的双跨连续结构方案虽然在竖向变形控制上表现优异,但其超静定结构特性对地基沉降极其敏感,且横向温度应力巨大,在上海软土地基上必须采用斜桩来抵抗水平力,工程难度和风险都极高。技术方案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黄靖宇没有盲从权威,也没有固守成规,从参建重大工程中锤炼出的工程直觉和洞察力,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既然德方主推的双跨连续结构不行,如采用简支结构的复合轨道梁又难以满足亚毫米级的精度和变形控制要求,那么,能否走一条“二者兼具路线”?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脑海中闪现:能不能把梁设计成竖向接近连续,而横向接近简支的“简支-连续”复合轨道梁?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有些异想天开,黄靖宇解释道,“因为在力学上,竖向连续和水平简支是相互矛盾的,很难兼顾,但我觉得,只要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或许可以实现。”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的可行性,黄靖宇白天参加技术会议、对接德方专家,晚上熬夜推导力学公式。他在草稿纸上画满了结构构造和受力分析图。尽管配备了当时最好的计算机,但每一个公式、每一个数据,他依然要验证好几次,生怕出现一点差错。

  当黄靖宇将这个方案摆在总指挥吴祥明面前时,作为上海多个重大工程建设总指挥的吴祥明也异常激动:“你想出来的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语气里不是质疑,而是一种期待。为了验证这一创新,吴祥明第二天不动声色地把这个方案抛给德方专家,请他们验证是否可行。一周后,德方专家带回了他们在德国完成的模拟仿真结论,认为方案完全可行,德方支持这个方案。这项“简支-连续”复合轨道梁的创新,不仅解决了造价和制造难题,更攻克了软土地基上的高精度轨道铺设这个世界级难题。它成为上海磁浮示范线得以如期建成的重要基石。

  实际上,复合轨道梁只是“上海线”示范工程一系列技术攻关难题中的一个。在吴祥明的领导和支持下,黄靖宇放手一搏,带领由上海建工集团、宝钢集团、上海电气集团、上海市政设计研究院、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电缆研究所等相关企业、研究院所和高校组成的联合攻关研发团队,接连攻克磁浮长定子复合轨道温度变形、徐变控制、可调支座、高精度制造和导向软磁材料研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保障了世界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高速磁浮示范线如期胜利运行。

  2003年,当第一列磁浮列车在上海的田野间无声滑过,时速瞬间提升至430公里时,黄靖宇站在站台旁,心中涌动的不仅是喜悦,更是一种深沉的慰藉。这条线路的成功,不仅是中国速度的展示,更是中国工程师在二次创新道路上的第一次完美亮相。它证明了,即使在技术封锁和地质劣势的双重夹击下,中国人依然能够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

 

突围

  “上海线”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对于黄靖宇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项技术转化为国家未来的战略储备。磁悬浮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了轮轨摩擦的物理极限,为未来高速铁路的发展保留了无限可能。黄靖宇看得更远,他深知,如果没有自主化的核心技术,没有属于自己的试验平台,中国的磁浮事业永远只能是他人的“附庸”。

  随着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推进,一场更为宏大的国产化战役已经悄然打响。黄靖宇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他从一名工程实践者,成长为国家“十五”863计划高速磁浮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专家和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高速磁浮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副组长,肩负起引领中国磁浮技术从“引进”走向“自主”的历史重任。

  时不我待,在“十五”“863计划”高速磁浮重大专项一期阶段,黄靖宇作为核心专家参加了“高速磁浮交通技术国产化与创新研究”“磁浮交通长大干线适用性研究”两项重大课题的攻关,旨在依托上海磁浮示范线,消化吸收德国磁浮技术,开展国产化创新研究,同时论证磁浮技术在长大干线中的适用性。当时,甚至有一部分专家提出“跨越式”发展,直接用磁浮技术建设京沪线。要知道,京沪线是我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当时高铁技术也在起步阶段,到底用高铁技术还是用磁浮技术,争论一度非常激烈。

  进入“十五”“863计划”高速磁浮重大专项二期阶段,目标升级为“全面开展整个系统国产化研究,掌握系统集成技术”。在这个阶段,黄靖宇作为负责人,主持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其中包括中国首条自主研发高速磁浮交通试验线——“三个一”高速磁浮试验线的研发、设计和全系统集成。不同于“上海线”主要依赖德国技术集成,“三个一”试验线要求车辆、牵引供电、运行控制等核心系统全部实现国产化。这一壮举,关系到中国在高速磁浮领域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一步,将为后续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上海磁浮示范线,我们还有德方团队做兜底,系统集成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德方团队手中。”黄靖宇说,“但这条试验线,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整合全国的科研资源,实现全系统集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科研团队必须独立完成从理论设计、系统研发到系统集成的一切工作。

  为了确保试验线建设顺利推进,高速磁浮总体专家组借鉴“两弹一星”的攻关模式,成立了系统集成专家组,并依托国家磁浮中心成立系统集成部。由黄靖宇担任系统集成专家组组长和国家磁浮中心系统集成部负责人,整合国防科大、中国科学院电工所、北京交大、同济大学、西南交大、电子科技大学、冶金自动化研究院、天津电气传动研究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等全国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宝钢集团、上海电气集团、中车长客、中航成飞等企业的力量,组成了一支200多人的联合攻关团队。

  那段时间,黄靖宇带领团队扎根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吃住都在招待所,白天泡在试验线现场和实验室,晚上召开技术研讨会,解决研发和建设中的难题,常常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第二天一早又继续投入工作。

  “大家都很拼,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早日建成试验线,实现高速磁浮技术的自主化。”摆在黄靖宇案头的是一道道具体的难题,他作为整个系统集成负责人,不仅要攻克关键技术问题,更要统筹各方、凝聚团队共识。凭借在多项重大工程实践中积累的组织能力与感召力,他成功将这支跨学科、多领域的庞大团队凝聚成高效协同的攻关体系。“试验线涉及车辆、线路轨道、牵引供电、运行控制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技术难点,而且各个领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所以,我们必须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试验线建设过程中,黄靖宇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核心技术难题,其中包括高速磁浮全系统半实物仿真平台的研制——这个平台可以模拟高速磁浮列车在不同工况下的运行状态,为高速磁浮核心控制系统的优化和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测试平台;还有运行控制系统、牵引控制系统、大功率变流装备、38G车地无线通信系统研发等。高速磁浮试验线是我国首次对高速磁浮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开展的全面自主化研制,是我国首次对高速磁浮交通复杂系统开展的系统集成。这些技术的突破,都为中国磁浮技术的自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难忘的时刻发生在系统联调的关键节点。当所有自主研发的设备安装完毕,控制指令发出的那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将是中国人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让列车悬浮并奔跑起来。随着一声轻微的电磁嗡鸣,列车缓缓驶出车库,平稳地加速、运行。那一刻,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因为他们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试验的成功,更是中国磁浮技术独立自主的宣言。

  “三个一”试验线的建设得到了时任同济大学校长万钢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试验场地,并且时刻关注着这项试验的进程。后来,担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在一次会议上回忆起当时在高速磁浮试验线研发的场景:“这支团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完成了高速磁浮全系统的研发和系统集成,当自主研发的车辆冲出试验线车库的一刻,德国媒体都为之震惊!对中国人的自主创新能力感到惊讶!”

 

沉浮

  然而,就在中国磁浮技术稳步推进、试验线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行业却陷入了低谷。由于备受瞩目的京沪线最终选择了高铁技术,随后寄予厚望的磁悬浮沪杭线也未能如愿启动,磁浮技术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许多科研团队解散,科研人员流失,黄靖宇和他的团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于满怀激情的磁浮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寒冷的“冰河时代”。曾经雄心勃勃的蓝图似乎变成了镜花水月。但在这样的至暗时刻,黄靖宇保持着足够的冷静,他没有选择退缩,更没有随波逐流。相反,他展现出了一种战略定力与坚守。他深知,板凳甘坐十年冷,一项颠覆性技术的成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眼前的挫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插曲。当原定的工程化步伐放缓时,他果断地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致力于为中国磁浮保留一颗珍贵的“火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靖宇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平静而坚定。他带领研发团队并入同济大学,依托国家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之前在工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转化为科研课题,潜心钻研。这一决定,看似是退守校园,实则是以退为进,为未来的爆发积蓄力量。

  在行业低谷期间,黄靖宇始终心系中国磁浮技术的发展,在战略层面持续思考着中国磁浮技术的发展途径。2016年,他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战院长邀请,参与中国高速磁浮战略研究,与王战一起,完成了中国高速磁浮发展的内参报告,为高层领导的决策提供参考;作为专家组成员,他参加了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科技规划编制的全过程,并牵头编制高速磁浮交通部分,为中国磁浮技术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黄靖宇负责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600公里时速高速磁浮列车-轨道-隧道多元耦合与控制”和“高速磁浮系统稳定性和综合测试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聚焦更高速度的磁浮技术研发,为中国600公里时速高速磁浮技术的突破奠定了基础。他敏锐地捕捉到国际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车-轨”系统多元耦合与控制的研究方向。黄靖宇带领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深入研究高速磁浮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动力学行为,力求在磁轨关系、耦合振动和系统稳定性控制上实现新的突破。

  这一时期的黄靖宇,更像是一位深思熟虑的棋手。他在低谷中布局,在寂寞中耕耘。他不仅关注技术的硬实力,更注重软环境的构建。他积极推动高校与企业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壁垒。他深知,高校擅长在“点”上钻深,而企业强在“面”上集成,只有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创新合力。

  为此,黄靖宇不辞辛劳地奔波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当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接手高速磁浮系统研制任务时,黄靖宇主动上门,将自己的核心研究成果、技术积累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对方,并帮助对接之前参与过国家专项的优秀团队。他的无私与担当,为中车四方在短时间内快速掌握高速磁浮核心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撑。

  “600公里时速,不仅仅是数字的提升,更是对磁浮技术的全方位考验。”黄靖宇解释道,“时速提升到600公里,对轨道精度、车辆性能、牵引供电、运行控制等各个领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长定子轨道的精度误差要控制在

  亚毫米级,否则,列车在高速运行时,车轨系统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牵引供电系统的功率要大幅提升,才能满足高速运行的需求;列车与轨道间磁力作用和控制,以及列车与轨道、桥梁、隧道之间的耦合关系,也要重新研究,避免出现剧烈振动和失稳等问题。”

  这段“低谷期”的坚守,不仅让中国磁浮技术没有在风雨中熄灭,反而淬炼出了一支更加成熟、更具战斗力的科研队伍。黄靖宇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坚信,磁浮技术终将迎来属于它的春天,而他要做的,就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把基础打得更牢、把火种护得更旺。

 

守望

  2024年,57岁的黄靖宇前往斯坦福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斯坦福和硅谷的创新生态和创新能力给了黄靖宇更开阔的视野。“学生设计完传感器,不是写完论文就结束了,而是要去斯坦福的半导体超净实验室亲手把它做出来。”黄靖宇说,斯坦福的学术包容性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所在实验室隔壁的两支团队,一支是经常在《自然》(Nature)或者《科学》(Science)上发论文的团队,另一支则是几乎不发表论文,但做出实实在在科研成果的团队。“他们在斯坦福的科研机制下都发展得很好,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黄靖宇回国后要求学生要有两个能力:一个是撰写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能力,一个是解决重大科研问题的能力。“你们一定要两者兼具,希望两方面都很强,当然从我的角度看来后者其实比前者更重要。”

  从斯坦福大学回来后,黄靖宇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交叉学科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鼓励学生瞄准国际前沿,敢于提出新想法、新观点,努力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磁浮人才。“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中国的工程化能力、技术落地能力,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他说,“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之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磁浮人才,为中国磁浮技术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科研团队,核心在于发掘和汇聚顶尖人才。”黄靖宇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磁浮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实现突破,必须依靠团队协作攻关、携手共进。”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始终坚守讲台,深耕人才培养一线,秉持“因材施教、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将30余年的科研实践经验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教学养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观与价值观,着力培养他们的科研思维与实践能力。

  “科研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挫折和困难,只有那些有热情、有坚守、能吃苦、肯钻研的人,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对于学生培养,黄靖宇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我看来,天赋与努力同样重要。天赋提供可能性,而持续地投入与坚守决定能走多远。我尤其欣赏那些既有天赋又不懈努力,对科研怀有热情并具备担当精神的学生。”

  “高速磁浮并非高铁的替代者,二者同属高速交通方式,应当在国家综合交通体系中实现优势互补。”黄靖宇对中国磁浮技术的发展满怀信心与期许,“高速磁浮可填补航空与高铁之间的速度空白,针对1000~2000公里的城际出行场景,高速磁浮是最为经济、高效的出行方案选择。”他主动参与国家铁路局“十五五”铁路装备科技创新规划相关研究工作,牵头编制对应建议书,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依据。

  “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不仅要做好技术研发,还要有家国情怀,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黄靖宇语气平静,“从‘十五’到‘十五五’,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向前的脚步从来都没有中断过,一直在持续研发。”

  是的,没有中断过。这正是黄靖宇科研人生最核心的写照,也是中国磁浮技术发展的缩影——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从实验室到工程化,从跟随追赶到并跑乃至领跑,靠的正是这种“没有中断过”的坚守与传承。

  2026年,同济嘉定校区。夕阳洒在那条静静伸向远方的磁浮试验线上。列车没有启动,但你能感觉到,这里积蓄着一股能量——那是一个国家几十年磨一剑的技术积淀,也是一代科学家用心血点燃的梦想火种。未来,在华夏广袤的大地上,它们会真正地“贴地飞行”,载着中国人极速驶向更远的时代。

  

专家简介

  黄靖宇,工学博士,同济大学交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十五”863计划高速磁浮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专家和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高速磁浮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副组长,长期从事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研究。2007年—2023年担任国家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后主持了上海高速磁浮示范线的技术引进、技术研发和创新研究,以及国内首条自主研发的高速磁浮交通试验线的研发、设计和全系统集成。研究成果为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自主化创新研究奠定基础。发表论文70余篇,获发明专利20余项,编制国家行业标准3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等荣誉。

分享到:
杂志
本期封面

2026年6月

上一期 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