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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发布时间：2020-07-21
刘忠范
科技工作者最高境界是“上书架” “上货架”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表示，“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将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在他看来，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最高的境界是“上书架”“上货架”。
“上书架”并非简单地发表学术论文，而是真正对科学有用，成果能够写到教科书里，留在科学史上；“上货架”并非简单地申请几项专利，而是真正用得上，对国计民生起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顶天立地”，实际上非常难做到。
真正的科技创新需要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地做事，因此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土壤极为重要。所以，刘忠范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抓住科研人才和科技成果评价体制改革这个关键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让科研人员做出属于中国人的“顶天立地”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精简人才计划。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合并归类简化人才计划，同时严格控制设立新的人才计划。
二要精简行政主导的评估评价工作。人才和科技成果的评价归根结底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须制定可操作的政策，大幅度精简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估和人才评价工作。
三要进行兴趣导向，分类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不能混为一谈。基础研究需要的是自由宽松的创新性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应用研究和高技术研发需要明确的应用目标牵引。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来说，需要团队作战。对科研人员而言，应该是兴趣导向，而不是功利性的利益导向。应分类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做适合自己的真正有价值和有成就感的东西。
四要大胆改革人才激励政策。大胆改革现行工资制度，让广大科研人员敢于迈出从文章到应用的第一步，勇于同产业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科研成果的价值。
钱锋
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
就目前“双一流”建设存在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表示，“‘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应再走‘资源依赖’的路径，而要在涉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事制度改革等关键环节上大胆改革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的制约，产生资源投入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
钱锋建议，尽快建立“双一流”建设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案。评估体系设计要注重“点”“面”结合。“点”的考察围绕体制机制性障碍的突破性举措，包括是否把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到首要位置，是否在学科、学科群、交叉学科建设方面有开创性举措，是否在原创性突破性研究、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区域和行业发展、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方面有突出贡献。“面”的考察，要通过一般性定量化指标的实现，考察任务进展和成效，着重关注建设期内的增量、质量。最终要形成评估管理操作手册，以便实现精细化管理，让评估组织方、评估人员、被评估方都能清楚每年评估的重点和时间表，提高评估效率。
在人事管理方面，钱锋提出，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合理配备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职责设岗，根据岗位选人，特别是要配备熟悉人财物管理规律和足够经验的人进入领导班子。适时开展高校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以能力建设为重点，落实政治家、教育家办学要求，打造高素质的高校领导班子。
在人才培养方面，钱锋建议，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实践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将保障教学投入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一原则，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发展的人才。
周建平
第三批航天员将有科学家入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委员2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网络视频采访中透露，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将不限于飞行员，还包括飞行工程师和有效载荷专家即科学家。
周建平说，第三批航天员选拔是为了去空间站执行任务，将科学家送入太空，让他们利用专业知识来操作先进的实验设备，根据需要调整和完善方案，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将于2020年7月前后完成。
周建平表示，“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站建造的序幕。“我们将在明年开始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的发射任务。”他说，首先是发射核心舱，航天员将在核心舱里生活和工作更长时间。然后陆续发射“神舟”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与核心舱对接，构成空间站基本型，其间还会发射“神舟”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运送航天员和物资。总计11次的飞行任务将在两年内完成。
周建平透露，中国空间站还将建一个具备强大能力的巡天望远镜，对太空进行巡天观测，“促使人类对宇宙起源、宜居行星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索，获取新的发现和认识”。
贺泓
既要“大气候”，又要“微生态”
昂贵的设备买回来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更换消耗品。即使有充裕的测试材料费，但由于没有新的设备费额度，导致已购置的设备无法正常运行，最终影响了科研效果。
“买葱的钱不能买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贺泓打了个比方。这凸显了科研经费管理的一大问题：管得太细太严，制约了科技创新的活力。
基于此，贺泓认为，要建成具有全国甚至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除了高层重视、体制机制改革外，更要重视“微生态”的改善。
简单来说，就是在执行层面重视制度的完善和配套，制定实施细则，让宏观政策落实落地。部门之间要统筹协调，不能这个部门“踩油门”，那个部门“踩刹车”，要真正为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让科技工作者放开手脚去创新。
在政府支持路径上，先前，我国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实力较弱，很难拿出资金去从事科技成果的创新转化工作，尤其是从原理技术到工艺技术创新转化阶段。基于此，贺泓认为，政府可考虑将财政资金的支持适当延伸到工艺技术阶段，进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王建宇
如何下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这盘棋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如何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科技创新，应以‘绿色’发展为主题，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紧密对接产业布局的升级转化方向。此外，制度法规要与时俱进。”
当前，上海建成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14个，《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与“科创22条”“科改25条”等政策已经陆续颁布。在王建宇看来，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这些已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夯实了基础。
“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要分享科创中心建设经验。而长三角其他三省的科技创新禀赋也各具特色，要发挥各自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做好顶层设计，将科技创新纳入发展规划，”王建宇说，“这个规划也需要政府、科研院所、大学、企业共同参与。”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要以“绿色”为主题，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处理好“绿色”和“发展”的关系。王建宇指出：“在发展内容上，把握科研方向充分对接产业布局，要优先考虑环保、生态、生命健康以及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
“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制定与时俱进的行政法规，能更大范围内提供政策示范，可以避免出现因相关法规的滞后阻碍新事物发展的困境。”对此，王建宇充满信心。
邓中翰
“新基建”带来芯片产业新机遇
2020年的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集团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翰准备了一项《关于加快制定“新基建”投资管理办法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自主产业“领跑”发展的提案》，这也是邓中翰委员今年最希望转化为政策的一项提案。
据统计，2019年芯片进口额虽然再度超过3000亿美元，不过已经同比下降2.6%。邓中翰说，中国的芯片产业，与世界领先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在某些芯片领域中国还是实现了弯道超车。芯片安全影响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可控的道路，才不会受制于人。特别是广泛应用在国防等安全领域的芯片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安全，一定要自主可控。
邓中翰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多种依托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举措，让我们投身自主核心技术产业的科技工作者感到鼓舞和振奋。”他说，“科技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而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是：首先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我国技术实力，脱离开国际上先进技术封锁的束缚；其次要实现核心技术产业化，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核心技术为依托，坚持科技成果大规模产业化的道路；另外，也要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并激励其模范带头作用，一方面政府加大力度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创新机制和发展模式，助力中国芯片产业做大做强。”
陈义汉
建立中国特色医学教育体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的医疗救助体系接受了一次全方位考验，同时也引起医疗专业人士对医学教育模式改革的关注。
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义汉委员说，医学教育是一项终身教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这三个阶段是一个合格医生的成长所必经的连续过程，也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同。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医学教育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还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首先，我国医学教育的学制比较混乱，第一阶段的医学院校教育学制长短不一，分别有3年、5年和8年等学制，第二阶段的毕业后教育在时长和学位上也不统一；其次，我国医学院校教育的课程体系差异明显，院校之间难以对接，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接轨；最后，毕业后教育的认证方式欠缺，迄今为止，还缺乏全国统一的认证评估标准。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陈义汉委员认为，可建立中国特色的“5+3医学博士”医学教育模式，即医学院校仍以五年制医学本科教育为主体，在五年制医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有效衔接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最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非常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与美国的“4+4”学制培养临床医学博士殊途同归。
与此同时，陈义汉委员建议为“5+3”模式建立配套的工作体系。首先，借鉴国际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化医学院校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其次，借鉴毕业后医学教育国际认证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认证体系，在“中国住院医师培训核心胜任力框架”的基础上，让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认证体系落地生根。
科技工作者最高境界是“上书架” “上货架”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表示，“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将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在他看来，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最高的境界是“上书架”“上货架”。
“上书架”并非简单地发表学术论文，而是真正对科学有用，成果能够写到教科书里，留在科学史上；“上货架”并非简单地申请几项专利，而是真正用得上，对国计民生起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顶天立地”，实际上非常难做到。
真正的科技创新需要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地做事，因此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土壤极为重要。所以，刘忠范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抓住科研人才和科技成果评价体制改革这个关键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让科研人员做出属于中国人的“顶天立地”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精简人才计划。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合并归类简化人才计划，同时严格控制设立新的人才计划。
二要精简行政主导的评估评价工作。人才和科技成果的评价归根结底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须制定可操作的政策，大幅度精简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估和人才评价工作。
三要进行兴趣导向，分类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不能混为一谈。基础研究需要的是自由宽松的创新性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应用研究和高技术研发需要明确的应用目标牵引。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来说，需要团队作战。对科研人员而言，应该是兴趣导向，而不是功利性的利益导向。应分类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做适合自己的真正有价值和有成就感的东西。
四要大胆改革人才激励政策。大胆改革现行工资制度，让广大科研人员敢于迈出从文章到应用的第一步，勇于同产业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科研成果的价值。
钱锋
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
就目前“双一流”建设存在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表示，“‘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应再走‘资源依赖’的路径，而要在涉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事制度改革等关键环节上大胆改革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的制约，产生资源投入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
钱锋建议，尽快建立“双一流”建设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案。评估体系设计要注重“点”“面”结合。“点”的考察围绕体制机制性障碍的突破性举措，包括是否把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到首要位置，是否在学科、学科群、交叉学科建设方面有开创性举措，是否在原创性突破性研究、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区域和行业发展、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方面有突出贡献。“面”的考察，要通过一般性定量化指标的实现，考察任务进展和成效，着重关注建设期内的增量、质量。最终要形成评估管理操作手册，以便实现精细化管理，让评估组织方、评估人员、被评估方都能清楚每年评估的重点和时间表，提高评估效率。
在人事管理方面，钱锋提出，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合理配备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职责设岗，根据岗位选人，特别是要配备熟悉人财物管理规律和足够经验的人进入领导班子。适时开展高校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以能力建设为重点，落实政治家、教育家办学要求，打造高素质的高校领导班子。
在人才培养方面，钱锋建议，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实践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将保障教学投入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一原则，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发展的人才。
周建平
第三批航天员将有科学家入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委员2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网络视频采访中透露，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将不限于飞行员，还包括飞行工程师和有效载荷专家即科学家。
周建平说，第三批航天员选拔是为了去空间站执行任务，将科学家送入太空，让他们利用专业知识来操作先进的实验设备，根据需要调整和完善方案，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将于2020年7月前后完成。
周建平表示，“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站建造的序幕。“我们将在明年开始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的发射任务。”他说，首先是发射核心舱，航天员将在核心舱里生活和工作更长时间。然后陆续发射“神舟”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与核心舱对接，构成空间站基本型，其间还会发射“神舟”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运送航天员和物资。总计11次的飞行任务将在两年内完成。
周建平透露，中国空间站还将建一个具备强大能力的巡天望远镜，对太空进行巡天观测，“促使人类对宇宙起源、宜居行星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索，获取新的发现和认识”。
贺泓
既要“大气候”，又要“微生态”
昂贵的设备买回来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更换消耗品。即使有充裕的测试材料费，但由于没有新的设备费额度，导致已购置的设备无法正常运行，最终影响了科研效果。
“买葱的钱不能买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贺泓打了个比方。这凸显了科研经费管理的一大问题：管得太细太严，制约了科技创新的活力。
基于此，贺泓认为，要建成具有全国甚至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除了高层重视、体制机制改革外，更要重视“微生态”的改善。
简单来说，就是在执行层面重视制度的完善和配套，制定实施细则，让宏观政策落实落地。部门之间要统筹协调，不能这个部门“踩油门”，那个部门“踩刹车”，要真正为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让科技工作者放开手脚去创新。
在政府支持路径上，先前，我国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实力较弱，很难拿出资金去从事科技成果的创新转化工作，尤其是从原理技术到工艺技术创新转化阶段。基于此，贺泓认为，政府可考虑将财政资金的支持适当延伸到工艺技术阶段，进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王建宇
如何下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这盘棋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如何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科技创新，应以‘绿色’发展为主题，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紧密对接产业布局的升级转化方向。此外，制度法规要与时俱进。”
当前，上海建成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14个，《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与“科创22条”“科改25条”等政策已经陆续颁布。在王建宇看来，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这些已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夯实了基础。
“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要分享科创中心建设经验。而长三角其他三省的科技创新禀赋也各具特色，要发挥各自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做好顶层设计，将科技创新纳入发展规划，”王建宇说，“这个规划也需要政府、科研院所、大学、企业共同参与。”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要以“绿色”为主题，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处理好“绿色”和“发展”的关系。王建宇指出：“在发展内容上，把握科研方向充分对接产业布局，要优先考虑环保、生态、生命健康以及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
“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制定与时俱进的行政法规，能更大范围内提供政策示范，可以避免出现因相关法规的滞后阻碍新事物发展的困境。”对此，王建宇充满信心。
邓中翰
“新基建”带来芯片产业新机遇
2020年的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集团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翰准备了一项《关于加快制定“新基建”投资管理办法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自主产业“领跑”发展的提案》，这也是邓中翰委员今年最希望转化为政策的一项提案。
据统计，2019年芯片进口额虽然再度超过3000亿美元，不过已经同比下降2.6%。邓中翰说，中国的芯片产业，与世界领先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在某些芯片领域中国还是实现了弯道超车。芯片安全影响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可控的道路，才不会受制于人。特别是广泛应用在国防等安全领域的芯片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安全，一定要自主可控。
邓中翰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多种依托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举措，让我们投身自主核心技术产业的科技工作者感到鼓舞和振奋。”他说，“科技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而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是：首先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我国技术实力，脱离开国际上先进技术封锁的束缚；其次要实现核心技术产业化，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核心技术为依托，坚持科技成果大规模产业化的道路；另外，也要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并激励其模范带头作用，一方面政府加大力度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创新机制和发展模式，助力中国芯片产业做大做强。”
陈义汉
建立中国特色医学教育体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的医疗救助体系接受了一次全方位考验，同时也引起医疗专业人士对医学教育模式改革的关注。
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义汉委员说，医学教育是一项终身教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这三个阶段是一个合格医生的成长所必经的连续过程，也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同。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医学教育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还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首先，我国医学教育的学制比较混乱，第一阶段的医学院校教育学制长短不一，分别有3年、5年和8年等学制，第二阶段的毕业后教育在时长和学位上也不统一；其次，我国医学院校教育的课程体系差异明显，院校之间难以对接，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接轨；最后，毕业后教育的认证方式欠缺，迄今为止，还缺乏全国统一的认证评估标准。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陈义汉委员认为，可建立中国特色的“5+3医学博士”医学教育模式，即医学院校仍以五年制医学本科教育为主体，在五年制医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有效衔接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最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非常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与美国的“4+4”学制培养临床医学博士殊途同归。
与此同时，陈义汉委员建议为“5+3”模式建立配套的工作体系。首先，借鉴国际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化医学院校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其次，借鉴毕业后医学教育国际认证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认证体系，在“中国住院医师培训核心胜任力框架”的基础上，让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认证体系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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