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参与国际教育竞争

　　要有开放的心态，要主动参与教育全球化。第一点，要有开放的心态，中国的学生出去，外国的学生进来，从教育的角度来讲这是好事。虽然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但全球化的趋势毕竟不可改变。更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去，拓宽视野，实际上这是一个进步。第二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有信心去和别人竞争。从教学质量来讲，我们还是有竞争力的。当然在教育环境上，还有提升的空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  许宁生
　　

高新区企业应加大基础研究

　　过去10年，我国高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新区的工业企业R&D投入已占到全国工业领域的35%，专利授权数量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但高新区仍然出现创新驱动不足的现象，如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和可形成支柱产业的创新成果不足等。高新区要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更需要强调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责任，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的能动性。
　　由于我们对于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重视不够，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不完善，使得我国没有产生创新驱动的世界级影响的企业。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做得好？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支持基础研究，而且投入力度相当之大。但我国很多地方政府更愿意将钱投在能迅速看到成效的地方，企业更是缺少基础研究意识，以为基础研究完全是中央政府的事。
　　近年来，中央财政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增量明显，去年全国的R&D投入已过万亿元，但在R&D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常年徘徊在5%左右。而世界上的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的比例约占研发投入20%甚至更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韩国都走过模仿为主的路子，他们把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控制在10%左右，目的是省出更多的经费用于跟踪性应用研究。但后来他们都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看到跟踪是跟不出强国的。现在，韩国用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已占到其R&D总投入的15%，日本也在努力向15%以上的目标提升。只有加强基础研究，才能降低我们经济发展中的对外依存度，企业也才能看到创新带来的真正效益。
　　——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程津培
　　

让科技真正造福于民

　　我的科研梦，就是希望我们的科技能走在世界前沿，能够真正造福于人民。
　　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存在四个突出问题。第一个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问题。科技与经济结合，要在三个方面下工夫：一是要培育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二是在科研选题时就要注意到需求，要做有用的科学，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的科研是必要的，但主要以大学为主，作为国立科研机构应在国家发展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的结合点上找问题；三是要有良好的环境，包括学术环境、创新创业的环境和市场环境等等。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科研资源的配置问题。过去10年，国家的科研经费年均增长20%以上，现在经费仍不足，资源永远是短缺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钱，作出无愧于纳税人、无愧于人民的成果。应在资源配置方面深化改革，包括资源投入的结构、机制等等。
　　第三个突出问题是人才。要注重对领军人才的培养，更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建设，要注意队伍的各方面结构。领军人才是人才，高技能人才、管理人才等各方面的人才也是人才，应让每个人在合适的岗位尽展才华。
　　最后一个突出问题是科研机构、高校等创新主体要进行变革，建立现代的院所制度和科研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方 新
　　

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核心

　　科学在转型期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作为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精神层面。我们应该用科学精神克服社会转型期的急功近利行为。我们现在讲科学，不仅仅是指科学知识，更主要的是指科学文化建设，即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质，把人培养塑造成一个现代的人。科学发展观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这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因此给科学发展观冠以更恰当的名称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发展观。
　　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生态文明还可以看做人类文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阶段是原始文明；第二个阶段是农业文明；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第四个人类文明阶段，即生态文明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人类进入第四个文明阶段的高度来理解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眼界会更加深远。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王渝生
　　

量子通信前景无限重在科研转化应用

　　量子信息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前沿科学技术。传统的通信方式比如无线、宽带等好用、速度快，但在信息传输中存在安全问题，从原理上，量子通信在传输的途径中可以完全确保信息安全。
　　据了解，量子通信网络目前在全球还未实现规模化商用。但量子通信技术在某些行业已经开始进入应用阶段。我们跟金融行业开展了一些合作，做金融核心数据的传输。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专网”有所区别，专网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别人可以通过光纤进行无损窃听。而量子通信不仅可以在普通的光纤里实现通信传输，而且很安全。
　　我很希望通过10年或20年的努力，量子通信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这个转化过程需要科研机构与企业合力，最重要的是国家要重视，这需要一种创新体制来保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建伟
　　

全面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改变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合理”删去，表明国家能源发展方针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我国能源发展依然面临诸多矛盾，能源资源约束趋紧、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生态压力加大、能源安全形势严峻、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加重、实现小康社会的能源保证压力大、能源运行机制不佳等都成为当前能源发展的突出问题。
　　2011年，由于高耗能产业增长速度过快，我国单位GDP能耗出现明显反弹，达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达0.76。
　　此外，世界能源版图也已发生变化。世界能源格局正在发生两个重心转移，即消费重心转向亚洲地区，产供重心转向北美地区，而全球范围内的风、光、核则处于深度调整期。这也对我国能源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当前应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解决和缓和能源矛盾。建议：全面推进能源科技自主创新，提高开采、生产与利用技术水平，实施新型能源生产方式；坚持节约优先，建成社会节能长效机制，采用先进技术，实施新型的能源消费方式；建立新型的能源供需协调模式和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保障模式；同时加快观念体制变革与创新，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克昌
　　

雾霾频繁发生，根子在生态系统失衡

　　雾霾污染频繁来袭，并不只是污染物排放增多，更重要的是，我国生态系统间的各种关系已经失衡。所以，如果国家要花大力气整治雾霾天，不能再走过去污染治理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片面、局部的治理模式，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路径来设计治理方案。
　　今年2月，环保部公布了1月份全国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京津冀地区就占了7个。这与华北地区的产业布局密切相关。目前河北粗钢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1/5。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是大量的煤炭燃烧，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这样的产业结构打破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平衡，这些“铁老大”、“钢老大”与周边的生态关系是不协调的。
　　需要反思的不仅是深受雾霾侵袭的京津冀地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都要实现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政府、企业和公民各尽其责改善生态，或许需要用立法加以固化。
　　纵观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环境状况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出现了经济增长而环境从恶化到优化的拐点。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了这个水平，但是环境状况却不仅没有根本改善，一些领域和局部地区甚至还在恶化。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方式都是由政府主导，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还不是法定的，公众参与度不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权入宪已经成为全球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和潮流。截至2006年，法国、俄罗斯、南非等53个国家都对环境权予以了宪法确认。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