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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 成果期迎落地

来源:  发布时间:2018-11-05

  特约通讯员  张阜嘉

 

  
  

我国高校产学研发展的“喜”和“忧”


  国务院在2015年颁布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此后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高科技带来高效益”的技术转移转化是产业升级重要途径与突破口。然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情况是高新技术方面的创新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国家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对于创新驱动的需求。
  高校是重大科学发现和重要技术发明方面的主要产出主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第21条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规范校办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产学研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凭借自身在人才科研方面的优势,高校对产业技术攻关与改造和在产品创新迭代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通过产学研结合等方式,企业也为高校办学与科研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学校凭借依托学科优势和工业化传统,2017年在高校企业科研经费排行榜中名列第一,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分列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
  另外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与发达国家高校专利80%的转化率和30%的产业化率相比,差距仍然非常大。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在研发、中试和产业化阶段比例为1∶1∶10,而美国这一比例是1∶10∶100。可以看出高校作为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原动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并且产业化后阶段是科技成果实现顺利转化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主要通过直接实施、成果转让、实施许可和合作转化四种模式实施产学研转移转化。直接实施一般是高校内部的校办企业转化成果。由于高校与市场脱节、同时缺少经费与市场化专业人员,这一模式发展受限。另外3种模式多为高校外部转化。当技术应用前景不明朗时,企业在市场上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这种模式实现难度较大。当前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式,以实施许可和合作转化模式,通过技术入股、产学研合作、科技园或创业中心孵化,实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但这些模式也存在各方利益牵扯,法律保障不完善等薄弱环节,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并不顺畅。
  

推进产学研合作发展,释放高校创新驱动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维巍所在的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推进产学研合作发展,充分释放大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的动力,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工作,收获了真知灼见:
  专业的产学研管理机构,可以提升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据团队了解,欧美高校大都设有技术转移办公室(OTT),对内全面管理高校知识产权,职权范围涵盖科技成果确权、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商业计划制定等环节;对外协调知识产权交易,并与市场上的各行业广泛接触,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顺利高效地进行。国际知名高校如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有50~100名专制技术转移人员,他们有专业的技术背景,大多拥有理工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并且有工商管理、法律等符合背景。形成对比的是,目前国内高校的专职产学研部门体系尚不完善,通常是作为科研部门的一项工作进行管理,专职人员不足,而且大多是行政人员。产学研合作需要项目负责人自行联系。在他们看来,鉴于目前的情况,高校可以成立专门机构,集中管理高校的科技成果,在校内整合资源,避免重复研发,提升科研效率与能力;在校外积极开拓市场,推广科研成果,提高产学研合作的成功率,发挥高校集体优势。
  国内高校产学研发展需要明确各方利益分配
  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美国的‘拜杜法案’,对其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拜杜法案’”规定美国高校对它们开发的科技成果拥有知识产权,解决了获政府资助的研究者从中获利的难题。”在赵维巍及其团队看来,国内高校产学研发展需要明确各方利益分配。这在国外多个发达国家都有成功实施的先例。
  在技术转让收入分配具体比例方面,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技术转让收入中的15%,作为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工作开支,其余部分由技术发明人以及发明人所在的院系或实验室以及学校均分,各占三分之一。拜杜法案出台后,明确了知识产权的归属,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从5%提高了整整10倍,美国从“制造经济”转向“知识经济”。
  日本的情况是,在加快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出台了《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知识产权的归属权方面,科技成果发明权80%归教师个人,20%归国有,不同大学的规定大致相当。如东京工业大学规定,教师研发的科技成果,在本人同意后,由学校上报给国家所属的文部省科技成果转移机构,由此机构先行支付部分资金给教师,同时承担专利申请等相关费用,待这项科技成果成功产业化以后,再按相关规定付给教师专利转让费等费用。
  赵维巍认为,目前国内的产学研转化实施过程中,高校、企业、政府主体间利益牵扯,涉及多重法律关系,有待出台相关法案文件,明确利益分配方式,分享成果,分享创新,从而增进社会财富。
  科研成果产业化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和精力
  “目前科研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的一个弊端是,有产业化价值的项目在高校实验室完成初期实验后,院校很少有多余的资金来支持教师做进一步产业化的研究和推广,教师作为项目负责人需要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取得进一步产业化试行的场所、资金。而围绕市场的产业化研究周期更长、技术成熟度要求更高。由于教师有其他项目和教学工作在身,时间精力有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需求则是希望越快越好,这也导致了高校的科研成果较难转化。”赵维巍以所在的课题组的一个项目“基于微纳印刷电子的新型纸基生物医学检测芯片”为例,项目如能顺利实现产业化,则可以极大地降低传统便携式医疗检测设备中生物传感元件的成本,并且解决纸基生物医学检测芯片稳定性的关键技术问题。为便携式医疗生化检测提供新的技术手段。他们目前正在积极寻找产业化阶段的经费和人力资源,希望能得到更多社会资源的支持,开发出适合于家用便携诊断领域的成本低廉、稳定性高,响应快和易于微型化的定量检测产品。
  完善的激励与评价机制,有助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
  在推进产学研的过程中,赵维巍和团队一直在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模式。他们深知学科特点决定了成果转化的模式与周期不尽相同,例如电子信息类成果市场更新速度快、产品须不断迭代,而先进材料类成果的学科特点决定其研发周期长、市场周期也相应较长。课题组目前在推进的产业化项目“柔性可穿戴电子器件中关键材料研发”,项目以柔性可穿戴电子器件中复合纳米颗粒的设计为起点,到可穿戴器件的产品实现初步产业化为结束,项目计划实施期间为5年。该项目开发的耐高温安全性高的代替材料,安全可靠,性能更优,成本更低,环境更友好。产业化顺利实施后,可以解决柔性印刷电子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瓶颈问题,解决有机电解质材料耐热性差的安全隐患问题,从而攻克限制了柔性印刷电子器件的发展的“硬伤”。根据项目的产业化进程和社会市场需求,课题组也制定了短、中、长期目标,通过寻求政府支持,进驻创业园孵化,以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在他们看来,高校的主要功能是教育与研究,而科技成果转化在前期需要大量人力与资金的投入,且经济效益无法立竿见影。因此,在高校的产学研发展战略上,需要充分认识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不仅是眼前的经济效益。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技术转移收入仅占科研总经费11.6%,但学校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维度,同时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评价指标,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高校的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赵维巍及其团队坚信,随着中国对产学研的重视不断加强,在相关政策的支撑引导下,伴随着法律机制的不断完善,凭借自身在人才科研方面的优势,依靠技术研发实力,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将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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