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汇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

　　极端气候事件的成因可归为自然驱动和人为影响两大因素。自然驱动因素不仅包括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如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北大西洋涛动等大尺度环流模态的变化），还包括外部自然强迫作用。例如火山喷发通过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可导致全球气温短期下降，太阳活动周期变化也可能对地球气候系统异常产生调制作用。这些自然因素是通过改变辐射强迫或大气环流形态，影响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

　　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影响日益显著。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导致全球变暖，这直接增加了极端高温、强降水等事件的发生概率。此外，城市化扩张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地表改造过程，也在局地尺度上改变极端天气的发生特征，如城市热岛效应加剧高温事件，森林砍伐可能影响区域降水模式。

　　因此，现代极端气候事件是自然变率（包括内部变率和外部强迫）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驱动因素的相对贡献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对准确预测未来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趋势至关重要。

黄建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从不起眼的问题中发现创新点。有一次，学生问我，地球上的氧气从何而来？我回答说光合作用。后来的研究证明，氧气并非来自光合作用，而是与地球的形成演变关系密切。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深化了对地球氧循环的探索，研究成果已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

　　创新成果不会凭空而降，而是要在日常学习中培养洞察力，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只发现问题也不行，发现问题后，还要有坚持研究下去的决心，否则也出不了成果。努力或许不一定有回报，但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不同。正是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才造就了学术上一项又一项的突破性成果。

　　20多年间，我带着学生徒步荒漠、攀登高原、穿越冰川，在野外搭帐篷、在农家睡土炕，亲历“北风卷地白草折”的肃杀，也感受“大漠风尘日色昏”的苍茫。我们在荒漠中埋头苦干，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自主研发了生物气溶胶激光雷达，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少数几个可以自主研发生物气溶胶激光雷达的国家；我们在北方7个省区近150个站点采集2100多个积雪样品，构建观测数据集，填补了我国积雪中黑碳气溶胶观测研究的空白……2017年，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建设学科，这正是由我们的治学信念结出的硕果，也是对我们治学之路的重要肯定。

钟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留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搞好基本功。没有走好第一步，不要走第二步；第一步一定要证实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或重复性很好，再走第二步。这与父亲对我的教导是一致的。我曾在农村给一个患肾病的孩子看病，根据血尿症状，有一位医生认为他是肾结核，对他进行一些相关治疗。回家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说到一半，父亲反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肾结核？”听到这话，我蒙了，真的答不上来。父亲平时讲话很少，一讲就讲到要害。

　　父亲晚年由于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最后3年生活质量很差。我担任父亲的主治大夫，他非常信任我，让我大胆地去做实验，但当时的医疗只能到那个水平。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一个新的仪器问世了——无创的人工呼吸机，对他最合适。有了这个仪器，也许他能活到90岁。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嘱托我一直记着——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依据。在抗击非典时，我指出新闻所说的衣原体感染是错误的。抗击新冠疫情时，我第一个在电视上讲到“人传人”，都是掌握了依据才敢下的判断。

王贻芳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2012年，我们提出适合中国的技术路线和方案：先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待其科学使命完成后，在同一隧道内升级质子对撞，“一道两用”实现隧道资源高效复用。5年后，欧洲核子中心也宣布，建设环形加速器是最佳方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事实上，我们不仅在科学上抓住了未来发展的“牛鼻子”，在方案与技术上也实现了创新与领先。过去十多年的研发不仅使设备国产化率达95%以上，也在许多概念和技术上实现了全球引领。

　　历史上，对撞机技术作为源头，催生了加速器的广泛应用。比如同步辐射光源来源于环形对撞机，自由电子激光来源于直线对撞机。而这些关键技术，又进而成为众多学科与产业发展的基石。例如同步辐射及散裂中子源是材料结构与性能研究的利器；辐照效应，紧紧牵动着高科技企业在芯片、手机终端、锂电池、先进制造、医药等方面的研究。

　　如果缺乏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在新技术上我们只能是追随者，缺失源头创新能力。即便技术指标偶有超越，但其源头创新在国外。因此，科学领先是技术主导的前提，否则核心技术必将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勇于承担前沿探索的风险，才能打通并掌控科技创新的全链条。

　　粒子物理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中国正在追求从一席之地走向全面领先。

 （资料来源于科学网）